看了这么多年的《包青天》这些竟然都不是真的？

看了这么多年的《包青天》这些竟然都不是真的？

包拯是宋朝人，而「包公戏」是在元朝兴起的，在后来的数百年间，包公审案的故事被编入杂剧、南戏、话本、评书、小说、清京剧，以及众多地方戏中。近代以来，「包公案」还被多次改编成影视剧。然而，作为一种在宋代文明湮灭之后才兴起的民间曲艺，「包公戏」的故事几乎都是草野文人编造出来的，而现代影视剧中更是加了许多「料」，以下我们就来看看在我们所看的《包青天》中有哪些不合理之处。

宋朝尚未出现尚方宝剑。(图/今日头条)

1.包公不可能手持尚方宝剑。

就如《封神榜》中的各路神仙登场必亮出法宝一般，「包公案」的包青天也携带着皇帝御赐，代表最高权力的各类道具，例如「龙头铡」、「虎头铡」、「狗头铡」等，还有一个至高权力代表—「尚方宝剑」。

宋代并没有向大臣御赐尚方宝剑，赋予其专杀大权的制度。一直是到了明代万历年间，才出现尚方宝剑之制，皇帝才赋予持剑人「如朕亲临」、「先斩后奏」的超级权力。

而包公的三口铡刀更是民间文人幻想出来的刑具，历代都未见将铡刀列为行刑工具，很可能是入元之后，民间文人从蒙古人用于铡草的铡刀获得灵感，才想到了给包公打造一副铜铡的情节。

宋朝法官开庭听讼时，诉讼人是立于庭下而不是「跪」着。(图/hudhu)

2.堂下跪为何人？

在所有的「包公戏」中（包括现今拍摄的《包青天》电视剧），都不约而同地这么表现包公审案的情景：诉讼两造被带上公堂，下跪叩首，然后整个过程都一直跪着。但跪礼在宋代之后，含有卑贱、屈辱之义。「跪讼」的细节，当然可以理解为官府对于平民尊严有意的摧折。

宋代司法是否真出现了要求讼者下跪的制度呢？从多种宋朝文献与图像史料考据，不管是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、《折狱龟鉴》、《洗冤录》等司法文献，还是《作邑自箴》、《州县提纲》、《昼帘绪论》等宋代官箴书，均找不到任何关于诉讼人必须跪着受审的记录。结果发现，宋朝法官开庭听讼时，诉讼人是立于庭下的。

就拿朱熹做地方官时为例，他曾制订了一个「约束榜」，对诉讼程序作出规范，其中一条说：州衙门设有两面木牌，一面是「词讼牌」、一面叫「屈牌」，凡非紧急的民事诉讼，原告可在词讼牌下投状，由法庭择日开庭；如果是紧张事项需要告官，则到「屈牌」下投状，「具说有实负屈紧急事件之人，仰于此牌下跂立，仰监牌使臣即时收领出头，切待施行。」「跂立」二字表明，民众到衙门告状无须下跪。

北宋开封府设置有庞大的司法机构，百姓到开封府告状，通常是左右军巡院受理，开封知府不过是统率一府之公事而已。(图/取自《包青天》)

3.包公包办了所有诉讼案？

我们看「包公戏」或「包公案」小说，还会发现一个细节：人们到开封府诉讼，不管是大案小案，还是刑事民事，都由老包一个人审理，彷佛偌大一个开封府，只有包青天一个法官，顶多有一个公孙策在幕后协助。

但实际上，北宋开封府设置有庞大的司法机构，其中的判官、推官、司录参、左右军巡使、军巡判官、左右厢公事干当官，都负有司法之职能，其主要职权便是审理刑事案与民事诉讼。百姓到开封府告状，通常是左右军巡院受理，开封知府不过是统率一府之公事而已。如果每桩案子都要包公亲审，以宋代的健讼之风，且「开封为省府，事最繁剧」，老包得像孙悟空那样有分身之术才行。

宋代司法特别讲求亲嫌回避，在司法审判的各个环节，都设置了非常严格而周密的回避制度，因此不会出现大义灭亲的情结。(图/博谈网)

4.包拯大义灭亲与司法回避。

为了无限拔高包公执法如山的高大全形象，后人还创造了一个大义灭亲、不近人情的包公故事：包公的侄子包勉，为萧山县令，因贪赃枉法被人检举，奉旨出巡的包拯亲审此案，查明真相后，下令铡死亲侄子。然而，所谓的包公铡侄案决不可能发生在宋朝。

包拯生前留有一条家训：「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，不得放归本家，亡殁之后，不得葬于大茔之中。不从吾志，非吾子孙。」他的子孙也确实没有辱没祖宗，子包绶、孙包永年都居官清正，留有廉声。包拯显然并没有一个成了贪污犯的侄儿，又何须大义灭亲？

即便包拯确有侄子犯罪，也轮不到包拯来大义灭亲，因为宋代司法特别讲求亲嫌回避，在司法审判的各个环节，都设置了非常严格而周密的回避制度。

宋朝法院如果受理了一起诉讼案，在开庭前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核定回避的法官。所有跟诉讼的原告或被告有亲戚、师生、上下级、仇怨关系，或者曾经有过荐举关系者，都必须自行申报回避，这自然是为了防止法官的裁断受到私人关系、私人情感影响，出现假公济私、公报私仇的情况，实际上也可避免发生亲铡侄儿之类的人伦悲剧。